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系。把自然生態同人類文明聯系起來，取之有時、用之有度，這是古人對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認識。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歷史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這是馬克思從實踐的角度和意義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這是從人類文明史演化的角度闡釋人與自然的關系。

　　全面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為我們再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指南。其一，人與自然是對象性關系。對象性是指人與自然各自通過自己的生存狀況和發展樣態來表現和確證對方的存在價值、生命意義和本質力量的一種普遍必然的關系。人是自然界的產物，在其生存過程中，又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和作用于自然界，人的這種能力本身就是自然界的“杰作”。其二，勞動是聯系人與自然的中介。人依賴自然界生存、生活和發展，自然界是人類社會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人通過社會實踐活動有目的地開發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在此過程中，人自身也得以改造和提升，這是自然界反作用于人的過程。其三，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與自然萬物之間是同生共在、共生共榮、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對自然界不能只講索取不講投入、只講利用不講建設。其四，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映了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存在一致性，不能脫離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來單獨討論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沖突，實際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和諧。只有協調好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才能和諧，只有從社會層面實現人與自身的和解后，才能實現人與自然關系和解。

　　敬畏自然并遵循自然規律。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自身。當人類合理利用、保護自然時，自然的回報常常是慷慨的；而無序開發、粗暴掠奪自然時，自然的懲罰也必然是無情的。人類漫長的發展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與戰爭、饑餓、生態危機等各種災難抗爭的歷史。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類對自然界認識的深度和廣度都在拓展，人與自然的關系也經歷了采獵文明時期的“天人混沌、崇尚自然”，農業文明時期的“天人合一、利用自然”，工業文明時期的“天人相悖、征服自然”階段，人類有組織的行動對自然的塑造，遠遠超過自然自身的演化速度。然而，這個過程中，不斷膨脹的物欲刺激了生產力的進步，也加劇了人類對自然的破壞性掠奪。環境污染、資源耗竭等現象，既是向人類敲響的警鐘，也是自然界對人類的約束。

　　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是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本質性、科學性表達，是將馬克思主義生態觀、中國傳統文化內蘊的生態智慧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的科學自然觀。不管是從人的需要，還是從生態環境滿足人類需要方面，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我們唯一且正確的選擇。其一，不斷提高生態思維能力。生態思維是把自然界看作有序運行的整體，基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人的需求的無限性，從人與自然萬物之間普遍、多元的價值聯系中全面地考察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和諧共生為價值取向的現代思維方式。生態思維不是就生態論生態，也不是唯生態，而是強調在與自然界的交往中，要有前瞻意識、底線原則和責任擔當。其二，持續推進生產方式的生態化。生態化意味著把生態學的理念、目標、原則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將一切經濟活動限制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能夠承受的限度內，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把握自然資源開發的速度、廣度和深度。生態化的生產方式，是對工業化生產方式的辯證揚棄，既要減少自然資源的使用量，也要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率，更要培植自然資源的可持續供給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其三，加快推動生活方式的綠色化。人不僅是生產中的人，更是生活中的人。僅講生產方式的轉變，生活方式不變，則環境污染、資源耗竭、生態惡化防不勝防、治不勝治。生活方式的綠色化意味著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加快向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轉變，摒棄只追求量的積累而非質的提升的生活方式。不管是提高生態思維能力，還是促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目的在于引導公眾既明確生態權利，又明確生態義務。 （執筆：王叢霞）（作者單位：寧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